企业之我见

发布日期：2016-03-25来源：本站编辑：李波

[摘要]

　　 作者：汤明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生产力的承载者，是市场经济的主角，企业为当今世界80%以上的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与企业存在联系。

　　 企业是人类真正“以利相聚” “为生存而生”的经济组织，它超越了血缘、地缘乃至国家，同时也超越了宗教、种族以及人种，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智慧的组织形式之一。国家是以血腥和暴力划定界线，而企业的边界则由自己的综合能力划定。我们可以看到，在跨国企业里不同血缘、地缘以及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在一起工作。

　　 企业起源

　　 看病必探其病因，修屋必勘探其基础，研究一物必先究其源头，正所谓“菩萨畏因，凡人畏果”。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诞生在欧洲。西方企业的起源，遵循了这样一个脉络，从传统的中世纪神学占绝对地位的封建农业社会中，开始了至今仍影响世界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得以空前解放，人性中对真善美艺术的追求得以表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们敢于对心中传统的宗教产生质疑，尼采更是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呐喊，一大批群星灿烂的思想家的诞生，使西方世界建立了适合未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套宗教伦理体系，使后世人们的经济行为，从正当性、合法性方面有了宗教理念的支撑。尤其是1776年影响世界的几个大事件的发生，更加奠定了当今世界的基本雏形：瓦特的蒸汽机、圈地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使企业在物质层面重要的要素—工厂、市场和动力都成为可能，激发了人性中对财富的渴望;美国的独立，其包容的宗教，对世界的开放，刚性的社会制度，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同欧洲大陆的竞争、学习，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吸收，最终使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强大、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使人们有了指导市场经济的思想武器。

　　 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巧然地选择了以全盘苏联化国家动员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建立了为政权服务的一套强大的工业体系，我们称之为“延安模式”，在增强国家资本的同时也巩固了政权。中国企业的原始积累一是通过对农副产品的“剪刀差”政策，转化为对中国工业、重工业的投入;二是用暴力的手段赶走了帝国主义，废除了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合理条约，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在中国土地上的物质资源;三是用公私合营的方式获得了中国民族资本家遗留的物质财产，从而完成了新中国最初的原始积累。

　　 直到1978年，中国仍然施行封闭政策，而此时的人类社会却在各种群体的生存竞争中自发地展开了自己的演化道路，美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谩骂、指责中，不断修正自己，从“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大幕，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随着思想和政策的不断解禁，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起步，随后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也踏上征程。在这场改革洪流中，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现象：企业的诞生与覆灭总在交替往复地不断上演，犹如妇产科和火葬场一样热闹异常，各类企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两三年，正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匆”。

　　 什么是企业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生产力的承载者，是市场经济的主角，企业为当今世界80%以上的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与企业存在联系。然而作为每天都工作、生活在企业之中的人，却不一定真正了解企业，犹如人每天都生活在空气之中，而真正了解空气却是近代的事一样。当今有关企业的学说可谓百花齐放，门类繁多，犹如从庐山之外看庐山，只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亦如居庐山之内看庐山，可见鸟语花香、玉树琼枝，也见毒蛇猛兽、枯木朽株。目前学界对企业的认识犹如对庐山的认识，虽然窥见一鳞半爪，但终因视角各异，难免有失全面。要认识庐山只有深入其中，跳出山外才能真正认识庐山。企业的生命周期和自然界一样,它的诞生与覆灭总在交替往复地不断上演。从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的研究来看，其研究成果符合这样一个脉络：科斯从物质层面看到了企业的本质，发现了交易成本对企业的重要性，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诺斯从制度层面研究了制度变迁对社会及企业的影响;马科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分析了信仰、文化、意识形态对经济及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同植物学家从对一片树叶的研究扩大到对树的研究，从对树的研究扩大到对森林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研究一样。企业犹如经济系统中的一棵树，研究一个企业，方知中国三十年经济之巨变，了解当下存在之症结，洞悉未来发展之去向。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定义企业：

　　 首先，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是为一定经济目的而形成的经济组织，组织内有生产成本、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企业成本=生产成本+组织成本+交易成本(企业成本恒等式)。

　　 第二，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组合。企业都是靠内部和外部合约来支撑，内部是通过与员工的人事合同维系，而外部靠经济合约也就是合同在支撑我们企业。

　　 第三，企业是企业家群体实现人生意义、执行“天职”的一个平台，它使非常自信的人和勇于冒险的人承担起风险，让参与者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

　　 最后，企业还是政府对社会控制最基本的一个单元。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它是由资源层、制度层和文化层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企业家本人就像细胞核一样，从中起着不容置疑的作用。

　　 企业的目的和动力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存在有三个目的：一是使股东回报极大化或担负股东的使命;二是使企业自身价值极大化，企业自身价值就是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就是我们附加在企业上的向外延伸的价值;三是使员工和管理层幸福感和成就感极大化，并为顾客和社会创造有用价值。企业的利润是企业的产品在得到社会的认可后而获得的合理回报。所谓幸福，就是让生命的时光在你所认为美好的事物上流淌。

　　 据戴树成先生的研究，企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有：来自于股东的“原动力”，这是一种来自“基因”的力量，即名副其实的“唯成分论”，有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股东;来自于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能动力”，可谓“天才论”;来自于市场竞争和不断发掘未被利用资源所产生的“驱动力”，可谓“时势造英雄”，就是说市场在推动企业前进。

　　 　　大企业的本质和优秀企业的特点

　　 研究发现，大企业通常具有以下五种特点：首先，大企业掌握着行业中特有的核心技术，决定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和技术标准。其次，具有共性的大企业主导着资源在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第三，大企业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它监督和管理产业价值链上众多的生产者。大企业的利润在于责任，承担多大责任，就获得多大利润。第四，大企业是行业的引领者和排头兵。第五，大企业不仅经济实力超群，更是市场经济道德的楷模，是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的引领者。

　　 大企业中的大多数也是优秀企业的典型代表。优秀企业的特点在于专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超强的资本、资源、知识配置能力，开放的组织系统和多元的赢利模式。

　　 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具有企业的一般属性和本质。从根本属性看，企业本无国企、外企、民企之分。依据企业成长理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除了资源层中的关系资源和角色要素之外，企业在利用和优化组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追求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吸取对企业有用的资本主义精神等方面是相同的。不论什么企业，都是在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同时得到回报。因此，中国国有企业要回归企业的本来属性，要向西方优秀企业学习，学习其高效率的资源利用、先进的管理制度和融合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经营理念，让市场忘记企业背后的所有者。

　　 中国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弊端

　　 从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轨迹来看，决不亚于一种地球上已经灭绝的物种重获新生后一种艰苦卓绝的演化进程，它充分展示了社会的丛林法则。在其发展之初，既没有政策的认可，更没有资金的支持，甚至连存在的合法性都要讨论，正是在这种前无坦途，后无靠山的背景下，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市场经济大潮中，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犹如悬崖上的青松，在稀少的土壤中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争阳光，争水分，坚韧生长。他们具备赚钱的能力和胆量，但往往缺乏享受财富的智慧，往往天真地认为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对未来市场感悟力的迟钝和对权力资本的过分依赖，以及对接班人的选择、培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并不完全懂得厚德载物的真谛，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必须一致，才有可能基业长青。

　　 西方的企业家经过了庄园主—绅士—武士—企业家的转型过程，中国民营企业家基本遵循了生民—掠夺者—商人—企业家—资本家—慈善家的成长轨迹。民营企业就像离离原上草，遭遇狂风暴雨时就点头哈腰，风暴之后又怡然自得，仿佛中国的民营企业只能在尊严和发财之中做出选择。

　　 国有企业也同样如此，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从执行计划、命令的主体转化为自求生存的市场参与者，大量企业的重组、兼并、破产导致中国的巨大振荡，组织和人的心理在新旧蜕嬗之际常常困惑和迷茫，无所适从。1978年以后的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得不融入世界、不得不现代化的道路。逐渐地，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经济逐步转型，其路径：延安模式→命令经济→运动经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计划+关系+市场)的市场经济。与我们新生的国家一同成长的国有企业，同样经历了由“延安模式”、命令执行者到市场经济参与者转化的阵痛过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基本遵循了官吏—官商—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政治家的成长轨迹。随着中国逐步向理性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回归，中国国有企业的转型轨迹：命令执行者→分配市场→寻找市场(早期)→创造市场→创造价值获得市场→国际合作(加入全球合作)。

　　 中国的国有企业除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也存在其先天不足：

　　 第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多人拥有的东西，最少人关心”，很容易形成公权私有化，只关注自身或自身小群体利益，而忽视企业利益，造成的是真正的所有者缺位和搭便车现象。

　　 第二，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而来，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本质是任务的执行者，所以国企中一直存在着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山头的战争思维的经营模式，对成本的控制基本上处于粗放型经营阶段。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的条块分割而来，各部委、各行业都有自身的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使得所有的国有企业跨领域的合作存在很多的行业壁垒。

　　 第三，大量潜水艇似的人存在，这些人经常处于不吃亏的临界点，有名有利的时候浮起来，有责任和风险的时候沉下去，更有甚者像啄木鸟似的依附和栖身于企业这颗大树，让企业为其提供水分、阳光、食物，稍不如意就会啄伤企业的筋骨。大量鹦鹉和喜鹊似的人存在，这些人往往报喜不报忧，领导说啥我说啥，对领导唯命是从，人为地形成了领导是真善美的化身的气场，领导自己也受其所累。人们往往由自己坐的凳子决定自己的思维，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维就在这种犹如官场的斡旋中被泯灭了。中国企业家大多数时间都在官场和内斗中对冲，真正思考企业的时间和精力少之又少。

　　 第四，受中国传统官本位影响，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往往最终归依到官场，“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在商场，心在官场”，把做企业作为从政的路径和台阶，缺少将做企业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价值取向。用古人的话挣一块墓志铭。掌握了资源层的企业家往往和制定制度的国家官员位置是可互换的，后果就是对外企和民企的不公平。

　　 第五，国有企业领导人任期的客观实际造成了其永远是跑接力棒，任何人都只管自己这棒跑得最漂亮，都希望自己春天的花是最美的，大家都只是注重眼前的业绩，缺乏经营百年老店的长远战略和深谋远虑。人最大的贪婪就是心要在时间和空间上留下永恒。在一定程度上，国有企业的经营权比产权更重要，所有者缺位，经营者往往会把荣耀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别人。他们可能因为排斥异己，为消灭一只“老虎”，而不惜毁掉一座森林。

　　 作者系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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