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规划即将出台 010大区全球排第几？

发布日期：2015-04-29来源：网络编辑：张瑞晨

[摘要]3月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呼之欲出之时，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进行了专题调研，实地考察了北京亦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密涿高速和京台高速的廊坊段、天津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和陈塘燃气热电厂，了解重大项目推进情况。

　　北京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John　Barber摇了摇头说。

　　“由于国家人口规模所决定，伦敦、中东、印度都是多元文化和经济人口汇集的地方，具有更大的包容和开放，北京可能稍微弱一些，甚至不及上海。”他比较着说。

　　五年前，英国人John　Barber第一次来到北京。作为英国阿特金斯——一家跨国工程顾问公司的经济咨询技术董事，他广泛参与到了这家公司在京津冀区域内的项目，为此，他常常会到北京的顺义、河北的香河县以及张家口等地工作。

　　John　Barber对京津冀的印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在参与张家口市张北县的一个项目中，两地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差别，给John　Bar-ber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个城市相距并不遥远，相比于北京，张家口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农业生产，仿佛与北京处于两个时代，道路的建设水平、社区的服务设施，与北京有极大的差距。

　　让John　Barber不解的是：那时的张家口，本来是一个上风上水的地方，有着优美的山川和风景，但是为了给北京输电，建设了很多燃煤电厂，反而造成了城市的污染。那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一个城市的定位，是要服务于另外一个城市的。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试图解决这种定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重构一个庞大区域内诸多城市的定位，树立全新的发展路径，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目标所在。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经过三地多部门的共同参与和细致规划，《规划》有望近日出台。对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多数城市，重新定义各自角色的时刻，似乎已经开始倒计时。

　　不均衡的大北京

　　John　Barber长期在伦敦生活，跑遍了欧洲各大城市，在印度孟买和阿联酋的迪拜，都长期居留过。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他的眼中，是一个高能级资源和权力的聚集地，是这个大国政府决策的中心，也是一个活跃的区域经济中心。

　　当然，这是很多首都具有的功能。John　Barber说，区别在于：在欧洲，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政治权力这么强大的城市，使得周围的城市要为这个城市服务。更多情况是：在首都周边会形成一系列梯度成本递减的中小城市，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系，既能够保持本地特色，有选择性地承接首都的辐射作用，又在客观上为首都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

　　即便是顺义，也与北京主城区有相当的差距。John　Barber举例说，他曾参与了位于顺义的奥运水上运动基地的改造规划，由此想到了伦敦附近一个叫做“斯劳”的小城，在伦敦奥运会期间，这个城市也像顺义一样，承担了水上项目的竞赛。但这个城市，却因为环境优美，同样吸引了很多企业总部聚集。

　　而在伦敦周边，有很多像斯劳这样的小城市，它们与伦敦有城市规模的差距，有经济体量的差距，但没有发展阶段的差距，是一种有梯次的差距。即便是首都，外围还应该有相对独立发展的城市，从基础设施布局来讲，首都外围的交通应该很方便，能够快速通达周边各个地区。

　　罗兰贝格中国区总裁吴琪，则用“不均衡”来形容这种差距。他认为，对比伦敦、东京等首都城市，北京自身的发展也不均衡，所有的资源要素主要集中在城八区，远郊区县与主城区也存在巨大差异，更别说河北。

　　“这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带来相当的难度。”吴琪认为，京津冀顶层规划由三地共同参与，如果规划后分别由北京、天津和河北实施，那规划的意义就很小。问题关键是：要实现“1+1+1>3”的构想，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到底怎样“大”出来?

　　在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中，北京市的产业结构是70%—80%为第三产业，高度聚集了科技和金融产业;天津是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均接近50%;河北仍有将近12%的农业，接近50%的第二产业，30%以上为低端的第三产业。当下，在治理大气污染的巨大压力下，河北省的第二产业面临着压缩产能的现实。实际上，三地之间的产业结构极不协调，协同发展的难度非常大，产业转移也没那么容易。

　　当下的北京，或者与日本东京颇有相似之处。吴琪说，大都市圈扩展的背后，政府在空间上应该有序布局。东京曾经高度聚集了日本的高端产业，随着新干线等交通的发展，日本有意识地在国家级项目上有针对性地配置，把一些产业迁到东京以外。巴黎和东京，都曾经经历了“产业外迁、居住外迁”的过程。“因为环境不同，这个在国外很容易实现，目前就国内来看挑战很大。”吴琪说，中国地方政府诉求是不一样的。吴琪认为，欧洲大部分政府首要的目标是促进就业，没有把财政税收作为首要目的，政府可以很穷，更多的是关心产业带来多少就业。

　　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依赖投资拉动，政府没钱就没有了发展的手段，所以长期以来的导向是GDP第一，税收第二。这种经济增长的指标，不仅分配到市，而且分配到县，层层分解任务。这就会造成城市之间、区县之间，对资源要素的争夺非常激烈。当在一定区域内布局产业时，就会爆发区域内的竞争，因为产业项目意味着GDP和税收收入。正是这种机制，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不协同，这种不平衡，存在于中国的各个区域和城市中。

　　实际上，激烈的区域竞争，已经在批发市场的外迁中展开。围绕着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和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等产业的外迁，天津和河北两地、河北不同城市之间，竞相争夺这些项目。河北一些城市的市长，更是单方面宣布一些批发市场落户本地。其实批发市场仅仅是承载的平台，迁移之后的市场，会不会仍然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取决于市场的选择。

　　三地再定位

　　3月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呼之欲出之时，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进行了专题调研，实地考察了北京亦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密涿高速和京台高速的廊坊段、天津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和陈塘燃气热电厂，了解重大项目推进情况。

　　从张高丽副总理的行程可以观察到，这些考察项目非常有针对性，均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协同发展规划即将出台并颠覆以往诸多认识，成为指导该区域发展的纲领性的文件。

　　而一体化，始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词。

　　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因此在交通、公共服务等领域，京津冀三地必须推进一体化规划与建设，消除区域内的壁垒，降低人员与物资的流通成本。目前在交通、公共服务与环保领域，已经有了初步的一体化设想，预计将会有诸多一体化政策陆续出台。

　　以交通为例，综合运输网络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与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路)，是中国交通网络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当视野扩展到京津冀时，这里则成为中国最不均衡的地区之一。数据显示，河北的高速公路密度仅为北京的1/2、天津的1/3。各种因为“断头路”和“一公里壁垒”形成的交通断崖十分普遍。因此，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也是目前推进速度最快的一体化措施，其中新首都机场的建设、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公司的设立最具有代表性。

　　与此同时，天津与河北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等都与北京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也使得人力资源自然的向北京聚集，加大了北京的拥堵，削弱了周边城市的竞争力。因此，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才有望实现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

　　根据公开报道，国家发改委已初步将京津冀区域划分为四大功能分区，即西、北部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覆盖承德、张家口)，中部优化调整区(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南部制造业与耕作业区(覆盖石家庄、保定、沧州)、东部滨海临港产业发展区(覆盖唐山、秦皇岛、天津、沧州)。

　　其中，北京仍保持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4大中心的定位。天津则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示范区和改革开放先行区。而河北的定位，则最有可能是四个基地：商贸物流、环保和生态涵养、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承载产业转移基地。

　　河北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基地的定位，深受瞩目。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副总理到访的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或能说明这样的指向。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生产基地已建到河北固安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已经享受到了产业布局带来的便利。他们将总部和研发环节留在北京，对接北京的金融资源和人才、科研优势，将生产基地搬到河北，则可以充分扩充生产基地，降低生产成本。“纽约就是这样，作为一个金融和贸易中心，是很多跨国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但这些公司的制造基地都在外面，一定是这样的。”吴琪评价道。而这种产业的重构，一定是在圈定了各自的角色后，在一张蓝图上、用一支笔画出来，构成一个有机的城市群。

　　创新共同体

　　那么，未来的京津冀城市群，到底在全球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在吴琪看来，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群的形成一定是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当荷兰的航海技术出现，有了海上贸易路线，才有了鹿特丹;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出现了伦敦为中心的城市群;随着美元时代的到来，美国有了以纽约波士顿为中心的城市群;随着二战后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东京城市群又迅速崛起。

　　这些城市群，一定有极强的中心城市的存在：一个“大哥”带动一群“小弟”。而这样的中心城市，一定存在世界级的企业，它的产业布局在城市群中，有“大哥”和“小弟”的协同发展，形成极强的竞争力，进而将产业链扩展到全球。而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不一定体量很大，但必须是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产业，并合理布局在城市群里。这样，周边的城市会被带动起来，城市群才能形成有序的布局。而现在的中国，或许只有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最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世界级中心。

　　但在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看来，京津冀城市群正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在王德禄看来，目前中关村区域的创新能力已经排在全球第二，创业数和硅谷差不多，每年上市企业数量超过硅谷，经济规模在快速成长。因为世界最大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社交化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创新在中国大量出现，这次可能是走在全世界前面，这是新经济带给京津冀城市群的历史机遇。“京津冀的问题，主要是冀的问题，也就是说河北发展落差过大。”王德禄说，由于观念的问题和发展路径的问题，使得河北无法走高端路线。要实现协同发展，京津冀首先要实现共同创新，让北京的自主创新不是一地的创新，而是京津冀整个区域的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就像硅谷的发展趋势一样，它的创新资源，越来越多向加州进行全面的辐射。所以，解决京津冀问题主要动力来自北京中关村，需要将中关村的天使投资网络、孵化器网络扩展到石家庄、保定去。

　　中关村发展集团(以下简称中发展)区域合作项目的负责人高中成，最近一直紧锣密鼓地在北京周边城市出差，和张家口、秦皇岛等地政府对接商谈项目。这个北京市全资的国有企业，是一个连接着诸多高科技企业的平台公司，承担着输出中关村平台和经验的使命。

　　高中成告诉记者，中发展正在筹备成立中关村区域合作基金，未来将与北京周边的各个城市合作，设立若干子基金，吸收社会资本，将中关村企业的科研成果在各周边城市产业化，并在这个过程中，输出中关村的政策和经验。

　　王德禄举例说，比如当下的中关村和成都，就在手机游戏产业上实现了高度的连接。现在，很多手游产业布局在了成都，资本却大多数来自中关村，中关村的天使投资人与成都的创业者们有着高度频繁的互动。

　　比较河北和天津，他们都有和北京深度连接的产业基础。王德禄说，石家庄有较为雄厚的医药产业基础，双方可以在生物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上展开密集合作，很多项目可以在北京和石家庄两地互为基地。

　　而形成这样的机制，并不是依靠单纯的投资，而是靠创业。如果两个城市之间有高度的互动，那么最为核心的是人——跨区域创业者——他们可能将初始研发和中试的环节放在两地，人才之间高度互动，依靠便捷的交通和物流网络穿梭两地。只有这样，两个城市之间才会形成较深的协同效应。

　　王德禄说，或许有一天，石家庄有了中关村生物CRO协会，中关村也有了石家庄生物CRO产业联盟，两地都形成了来自于对方的公司集群，才标志着两个城市在这一领域内，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协同，两个城市便真正实现了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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