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至11月底,三亚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受理劳动案件863件(其中举报投诉案件779件,突发案件47件,信访案件37件),涉及人数 7288人,涉及金额1.47亿元。其中建筑行业涉及人数5935 人,涉及金额1.36亿元,占涉案总金额的92.5%。这是记者从三亚市整顿建设领域行业欠薪问题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
据三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负责人羊志才介绍,2013年这个数字为1.12亿元,2012年则为1亿元。建筑领域拖欠的农民工薪资数额年年攀升。
招标为饵,垫资开工
“不垫钱,就拿不到工程,这是建筑业一个公开的秘密。”来自湖北的王豪已经当了6年的包工头,因海南拥有许多房地产及酒店项目,3年前来三亚。他表示,如果建筑费用需要1000万元,但开发商有几百万元资金就能开工,剩余的都由施工单位先行垫付。
以建设一栋七层普通住宅为例,建筑公司、大包工头、小包工头会逐级垫付。建筑公司可以到砖厂去赊砖,到水泥厂赊水泥,而到了农民工这里,则是垫付了自己的劳动和工资。若施工单位因垫资造成资金匮乏、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时,就会造成施工单位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劳务工资。
符厚仕是三亚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河西大队队长,参与办理农民工欠薪案件已有10多年时间。符厚仕称,现在所有的工程都存在垫资现象,毕竟都是按照工程进度来结算工钱,开发商都是盖好一层楼才给你这一层楼的工钱,因此在垫资方面也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限制。
“我处理的欠薪案件中,9成以上的单位都是利用了这方面的法律空白。”符厚仕说。
层层转包,资金链条绷紧
2013年10月22日,三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接到了来自湖北农民工周东云的投诉,称江西某建设集团拖欠了他们300多万元劳务费。该队调查发现,江西某建设集团在拿到三亚某部队的后勤工程项目后,将该项目转包给了海南某建筑公司,随后工程几经转手,到周东云等人手中时,已经转手6次。
周东云等168人向包工头讨要工钱,包工头孙某称,自己也是欠薪者之一,应该找上一级包工头。周东云等人层层追寻,每个包工头均表示自己也被拖欠薪资,而合同名义上的工程承包方江西某建设集团表示,这168人的工资该由孙某支付。
一条利益链成了无限循环的圆形漩涡。今年1月15日,在三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努力下,施工方江西某建设集团终于将拖欠农民工的薪资334万元结清,此案才告一段落。
符厚仕认为,一个建筑项目从甲方到乙方,再到大包工头、二包工头直至最底层的农民工,不知经过几手,而农民工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也是整个利益链条的末梢,也是最弱势的。
羊志才称在非法转包方面,需要多部门共同协调合作,而这也加大了对工程非法转包的监察难度。
项目违法挂靠加剧讨薪难
30多岁的周艳是法律援助处向记者推荐的一名律师,在三亚从事法律工作以来已办理劳务纠纷案件数百起。
“‘资质挂靠’就是借用资质,没有资质的小公司接到项目,必须挂靠有资质的建筑企业,再组织队伍施工。”周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部分被挂靠的建筑公司通过出租资质,收取中标金额1%到5%不等的所谓“管理费”,但对实际施工过程并不监管,在签订资质挂靠合同时也会注明对工程质量、工伤事故等概不负责。
周艳说:“这种挂靠行为给欠薪事件埋下了风险隐患。”
“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工程挂靠往往会造成责任人不明确,承包方欠农民工钱,承包方却是挂靠在某个公司名下,这时承包方会将责任推向被挂靠公司,被挂靠单位则认为农民工不是自己管辖单位下的,发工资还是承包方的错。”周艳说。
经过20年的信息化建设历程,北京首钢建设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横向看,首钢建设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涵盖经营管理和施工管理的全部业务内容,纵向看,一个工程项目从投标开始,到项目准备,再到项目的实施,最后到总结存档,整个过程,系统做到全过程记录和管控。
近年,现行资质管理制度的缺陷逐渐暴露,资质标准的不合理之处逐渐显现,资质挂靠、违法分包和转包等行为屡禁不止,扰乱了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为此,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广大企业,交流了资质管理运行的现状,提出资质标准修订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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