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市场的新趋势和新变化

　　业务规模快速增长。201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6%，提前两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新签合同额1716.3亿美元，同比增长9.6%，接近“十二五”规划目标。相对于2008年之前30%的超高增速和危机中的连续低迷徘徊，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复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成为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增速理性回归的一个转折点。

表1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规模变化(2008-2013年)

　　2013年，新签合同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有685个(上年同期为586个)，合同额合计1347.8亿美元，占全部新签合同总额的78.5%。其中上亿美元的项目392个，较上年同期增加63个。最大项目是葛洲坝集团中标的阿根廷阿基什内尔塞佩尼克水电站，合同额28.29亿美元。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大型项目的平均规模比上年缩小，规模最大的10个项目合同额合计145亿美元，而上年10个最大项目的合同总额则为157亿美元。2013年全年新签合同11578个(上年为6710个)，总合同额1716.29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比上年减少850.4万美元。

　　市场布局更加多元。201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主要市场依然是亚洲和非洲，分别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总额的47%和35%，分别占新签合同额的41%和39%;拉丁美洲占完成营业额的10%，占新签合同额的11%;欧洲占完成营业额的6%，占新签合同额的7%。与上年相比，按完成营业额计算，亚洲的市场份额上升了1个百分点，非洲、拉美、欧洲和北美的市场份额均保持不变，大洋洲减少了1个百分点;按新签合同额计算，亚洲的市场份额减少1个百分点，非洲减少2个百分点，欧洲增加了1个百分点，拉美增加2个百分点，北美保持不变。从新签合同额的分布分析，我国在欧洲、拉美对外承包工程市场的地位有望提升，而对非洲和亚洲的依赖可能有所减少。

　　图1 2013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地区分布

　　2013年，按完成营业额排序的最大10个国别市场依次是安哥拉、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印度、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越南和埃塞俄比亚;按新签合同额排序的最大10个国别市场依次是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拉克、委内瑞拉、伊朗、安哥拉和新加坡。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我国企业在欧洲、北美和部分周边国家获得的商业机会显著增加。例如，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业务保持强劲增长，所属的中建美国有限公司跻身《工程新闻纪录》(ENR)发布的2013年度“美国承包商400强”第130位，“开展海外经营承包商50强”第25位，成为唯一上榜的中资企业。

　　行业领域更趋高端。201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完成营业额中，高附加值行业占比普遍提升，低附加值行业占比普遍下降。其中房屋建设占20%，比上年减少3个百分点;通讯工程建设占16%，比上年增加3个百分点;石油化工工程建设占13%，比上年增加3个百分点;工业和加工制造设施建设占7%，比上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交通建设工程占18%，电力工程建设占18%，水利建设占4%，均保持上年份额。在新签合同额中也表现出相近的趋势，其中，交通运输工程占22%，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房屋建筑占18%，比上年减少3个百分点;石油化工工程占比13%，比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电力工程占比16%，比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

　　从地区市场来看，在亚洲市场，中国企业完成营业额主要分布在电力工程、石油化工、房屋建筑和通讯工程行业;在非洲市场，房屋、交通运输和通讯工程占据各行业前三位;在拉美市场，电力、通讯和房屋建设工程占比较大;在欧洲市场，通讯工程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在电力、工业和石油化工项目也有显著增加。

　　图2 2013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行业分布

　　经营主体集中度下降。2013年，顺应市场格局的变化，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调整，进而对各企业的海内外经营布局、市场份额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中兴通讯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完成营业额较上年大幅提高，以130亿美元首次位列榜首，华为技术公司、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分列第2到第5位。

　　从新签合同额分析，华为技术公司以138.7亿美元居首，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兴通讯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和葛洲坝集团公司分列第2到第5位。最大的50家企业新签合同额合计1197亿美元，占总额的69.76%，而上年最大50家企业合同额1165亿美元，占总额的比重则为74.44%。说明在大企业的行业集中度下降的同时，中等规模企业新签合同额普遍上升。

　　经营模式更趋综合。2013年，面对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业主结构、资金来源结构、行业结构和国别市场结构的变化，我国企业发挥自身优势，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综合经营等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在创新基础设施对外合作新模式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一是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以投资带动模式全方位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采用BOT方式和参股投资等其他开发模式，并带动中国标准和成套设备出口;二是一些企业借助其他中资企业的对外投资，积极参与项目工程承建，尤其是矿业、工业制造业的工程项目建设;三是多数企业积极为业主提供部分融资，以F+EPC方式获取中标机会;四是与东道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或组成联合体投标，提高中标率;五是对东道国企业发起投资并购或参股，以获取拓展当地市场的商机;六是一些企业从单机或成套设备供应商转变为整体方案提供者。

　　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和市场调整的影响依然较大。2013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由于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依然存在，受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全年世界经济增速仅有2.9%，值得关注的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1.2%，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遭受美国货币政策变化预期的影响，一度拉动全球增长超过70%的新兴市场国家2013年集体受挫，增速明显放慢，进入调整期，部分国家还出现了金融波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反映到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层面，就表现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降温，而部分发达国家市场回暖。这也导致一些中资企业进行市场战略调整，将目标市场转向欧洲国家和国内市场。

　　安全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影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政治安全因素来自多个方面。一是埃及、叙利亚等一些国家或政局动荡，或社会治安恶化，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增加，严重影响中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人身安全，导致企业不得不调整目标市场或加大安全投入提高防卫能力。二是少数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对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形成新的竞争压力。三是缅甸等少数国家受国内政局影响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与日本、印度等国合作，降低对中国企业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合作规模和深度。四是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一些国家的政治局势趋于稳定或缓和，中资企业在这些国家市场的新签合同额有显著回升，但安全风险隐患依然存在。

　　资金融通和商务能力关乎市场格局。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进一步明朗，西方跨国公司陆续“重出江湖”，给中国企业造成新的竞争压力。面对这种新的竞争形势，中资企业需要积极应对，提高国际商务策划和谈判能力，力争高端市场和高附加值项目，不仅以银行贷款、垫付工程款等融资方式守住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且可以以股权投资开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大门。

　　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实力成为新的关键因素。多年来，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工程市场主要凭借低报价、短工期的传统优势。近几年，随着我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和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华为、中兴通讯、南车集团、北车集团等装备制造业加入对外承包工程行业，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注重发挥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的领先优势，在海外工程建设项目上使用新技术，以新理念、新技术开拓新市场，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电科48所在卡塔尔21.6KW离网屋顶光伏系统示范项目招标中中标，获得EPC总承包合同;由中广核法国分公司总承包的2MW屋顶太阳能项目于2013年4月成功并网发电;中国电建集团所属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与尼泊尔电力局签订了太阳能路灯项目合同，首次成为海外太阳能路灯总承包商。这些合作项目不仅拓展了中国企业在中东和欧洲地区的电站业务，更为重要的是，在欧美国家对我国光伏产品采取双反措施全力打压之际，企业以整体方案解决和施工、安装、调试等系统性输出的新方式，成功实现突围，使光伏产业链在国际市场得到延伸。

　　在交通运输领域，创造和保持了“世界高铁第一速”(时速487.3公里)记录的中国北车集团，以100%自主知识产权采用高速动车组技术制造平台为土耳其研制生产的低地板有轨电车编组，代表了世界同类产品领先水平，首次出口欧洲市场;中国南车集团采用轻量化车体设计、先进的网络集成控制技术、轮盘制动系统、智能化节能型的空调控制系统等制当今城轨领域前沿技术建造的地铁车辆在印度古尔冈载客;中交集团所属振华重工为丹麦完成了双旋转钢桥的制造和运输安装，“中国制造”的北欧最大、最长的双旋转钢桥成为安徒生故乡———奥登塞的新地标性建筑。

　　在娱乐设施建设领域，振华重工给美国拉斯维加斯摩天轮提供全部钢结构。该摩天轮设计特殊，以28个大型封闭玻璃仓代替旧式摩天轮所用的小型吊椅，这给异形钢结构的建造与焊接带来了困难，仅焊缝条数就近2.9万条，且要求100%的超声波检测。振华重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和论证，攻克了建造困难，并以高质量的油漆涂装，满足了用户对娱乐设施的高标准的外观要求。这座接近55层楼高的世界最大摩天轮将于2014年对世界各地游客开放，成为振华重工继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之后在美国市场建造的又一地标性建筑。

　　国际化经营模式影响企业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公司抓住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积极探索从工程建设生产经营向多元化综合经营模式的转变，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实践中有下面几种情况：一是中资企业独立发起BOT项目。二是中方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合资发起BOT项目。中方发挥资金和技术优势进行主导，外方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和经济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三是突破传统服务模式，拓展服务空间。四是中资企业与多家东道国企业组建联合体投标当地工程项目，中方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支持确保中资企业的权益。五是中资企业与在华外资企业组建联营体投标承建海外项目，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六是大型中资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和基础设施投资，在全球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与当地融合水平决定国际化能力高低。属地化经营有利于工程承包企业加快与当地社会各界的融合，促进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与当地融合水平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从企业的具体做法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注当地民生，承担社会住房、医院和市政设施等民生建设项目，信守合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

　　二是注重优化东道国产业结构，提升当地发展能力。如中国电建集团承建马来西亚太阳能晶硅厂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光伏产品生产基地，产能居于世界前列，这将有力地促进马来西亚太阳能产业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三是扩大雇佣当地员工比例，培养当地技术和管理人才。2013年，除向当地企业分包的项目以外，我国企业在工程项下直接雇佣当地员工65.48万人，平均每完成1亿美元营业额给当地创造就业477.5人，全部工程项下雇工当中，当地员工平均占比已达70.73%。如中铝秘鲁特罗莫克铜矿项目的外籍员工超过95%，在当地形成了国际化专业运营团队。雇用当地员工不仅解决了项目上的用工之需，而且使中资企业建设的海外项目融入当地社会，减少了阻力，降低了直接的公关成本和时间成本。

　　四是关注项目所在地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众所周知，工程建设中的居民搬迁在国内外都是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发民怨，影响项目的后期建设和运营。中铝秘鲁特罗莫克铜矿项目涉及到大量矿区居民整体搬迁，中铝公司工作团队充分考虑搬迁居民的切身利益和诉求，坚持关注民生、依法行事，得到秘鲁国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项目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极具代表性的样本工程。

　　五是高标准投入环境保护。如中铝秘鲁特罗莫克铜矿项目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主体工程建设尚未开工便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建设了世界一流水平的污水处理厂，解决了矿区居民70年的水污染问题，并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就业、医疗、教育和培训等全方位的发展支持，为矿区超过1000多户高原居民修建了包括医院、学校、教堂、警察局、剧院在内的现代化城镇。由于新镇具备先进的设施和优良的环境，因而被当地政府确定为莫洛科查市的新首府。

　　此外，中资企业还积极与当地政府、议会、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关系，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学习并尊重当地文化和风俗，克服跨越文化障碍，减少文化理念冲突，规避政治风险。

　　市场前景分析

　　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2014年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在加快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还将推动“一路一带”、加入政府采购协定谈判等多项重点工作。这一切无疑将释放更多的投资合作主体走出国门，对外承包工程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企业需要在把握大势研判方向、国际化战略调整、知识产权保护、价值链提升、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控体系等方面加大力度，方能有效抓住机遇，从容应对挑战，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把握大势谋发展。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因此要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为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政府主管部门将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国际市场汪洋大海中搏击风浪，在走出去中提升竞争力，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2014年将推进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实行以备案制为主，大幅下放审批权限。健全金融、法律、领事等服务保障，规范走出去秩序，促进产品出口、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基础合作新空间。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应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把握国际国内发展的全局，跟随国家战略和规划的引导，在中非合作、周边大通道、“一路一带”、中国—中东欧合作、富余产能对外转移等重点工作中寻找商机，谋划发展空间。多年来，中非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既得益于中资企业在对非援助、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合作、劳务合作中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电建集团就承建了非洲九成的水电站，对改善项目所在国电力供应、为当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和振兴社会经济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快国际化战略升级。2014年世界经济将进入快速复苏阶段，尽管还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格局，中资企业应加快国际化战略调整，提升跨国经营能力和水平，促进转型升级。

　　目前，多数中资企业还处于以国内市场为主、兼顾海外市场的阶段，缺资金、缺人才、缺项目依然是主要问题。一部分企业已经完成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初始发展阶段，通过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使中资企业间的同质化竞争状况有所缓和。少部分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海外融资，提升了资本运作能力，增强了海外发展的实力，逐步从提供勘测设计、施工承包等独立业务环节，向EPC、BT、BOT等工程总承包或融资承包的全产业链转变，从单一的服务提供商向以投资换项目、以资源开发换项目、以资产经营换项目等多元化经营转变。其中一部分中央企业已经基本具备条件向全球化战略推进，以纵向或横向兼并、收购作为常规策略手段，实现产业链的纵横延伸。目前，中国电建集团、中国招商局集团、国家电网公司等企业都加快了国际化战略升级步伐，并初见成效。

　　用知识产权保护并扩展自身利益。建筑业通常被看做是传统产业，但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国际工程承包已经与各领域的科技创新密不可分。以往，利用自主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争夺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一直是西方跨国公司的战略战术，近年来，伴随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加快，一些中资企业也开始在国际工程中利用国内最新科技成果，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为促进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增添了动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最新统计公告显示，2013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首次突破20万大关，中国以2.16万件排名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其中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最大的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公司位列企业申请专利数量的第二和第三位，仅次于日本松下。这就不难理解中兴和华为在国际市场的出色表现。事实上，航天科工、中国北车和南车集团等企业也是凭借一系列新型技术装备首次进入国际市场，用自主知识产权赢得商机。

　　创新模式提升价值链地位。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在发挥优势的基础上，着重提高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对外承包工程是一项集资本、技术、服务和商品为一体的综合输出，前30年中国企业靠单一的低端服务输出，形成了低成本、短工期的竞争优势，后30年要靠整合国内外资源的一体化或系统化服务输出，形成综合优势。目前中国企业签署的工程承包合同通常包括工程设计、施工或监理等单项服务合同、EPC总承包、BOT、PMC(项目管理承包)等。这些类型的承包合同的优点是项目经理以工期进度和成本控制为管理目标，通过完工验收就可以结算工程款。但其缺点是承包商不能对业主的工程后期运营和维护提供技术支持，甚至无法向业主提供项目所需的零部件。这不仅影响了业主的利益，而且使承包商失去了提供售后服务的机会。

　　事实上，任何一种承包工程合同模式，都可以根据业主要求，对合同内容有所增减，如EPC总承包加试车变成EPCC、EPC加管理形成EPCM等变相模式。总包商还可以承担对业主方人员的技术培训和操作指导，直至业主指定的工作人员能独立操作生产设备和正常运营管理。有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项目，还单设O&M(运营和维护)或租赁经营合同。实践证明，EPC+TCSC(技术服务协议)、EPC+M或EPC+O&M等承包模式的创新，是中国企业实现业务链延伸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重要方向，也是加大对外承包工程售后服务、树立“中国建造”品牌的必由之路。

　　顺应低碳环保的大趋势。当前，全球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各国经济建设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倡导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国家相关部门也颁布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环境保护指引，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不仅在开展传统业务当中树立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积极措施保护生态环境，而且在新能源领域建成一批代表人类发展未来方向的低碳能源工程。新能源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国际能源产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向。如中国电建进军约旦油页岩发电市场，以BOO模式投资约旦境内首座油页岩发电项目，大大提升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质量。

　　建立和落实风险防控体系。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还潜藏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会加大市场风险，与此同时，传统的和非传统的政治安全风险、汇率风险、支付风险等还在增加。一些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还给中资企业带来政策法律风险。这一切都无疑将成为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和隐患。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建立了风险防控的工作机制，也增加了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相关支出。然而，企业才是对外投资合作的市场主体和风险当事人，在风险防控方面，仅有政府的体制机制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各走出去企业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教育，增加投入，做好应急处置预案，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应对从容，进而将风险控制在低点，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